Barbara Bundy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尓，她是比较文学和管理学的教授，在大学授课43年后退休. 她是多明尼克大学的校长，同时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以及旧金山大学任教。旧金山是亚太教育中心所在地，而她则是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兼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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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一直尊重的来自1990学社的 Billy（李名信）致敬，为他一直以来对“友谊”这个课题特别的付出贡献，也为他创建的这个可以让我们持续交流关于跨文化友谊的网站。

我坚信友谊对指引我们找到应对这场Covid-19灾难的方法很重要，它在这次运动的凝聚力构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一次因为Floyd（因警察的残忍导致）的不幸死亡而激发出的寻找正义的国际运动。很感激这次为Floyd和其它逝去的黑人生命所引发的追寻种族平等的“黑人生命也重要”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领导力。

那么在我们现有的对机构（尤其是对政府）缺乏信任感的社会氛围下，“友谊”是如何成为一股治愈的力量？很多机构让我们失望了，我们更多地把它们当作是问题而不是应对当前挑战的解药。很明显在我们为未来重构我们的制度时，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新朋友”来信任。

我看到身边的人在疫情期间缺失保护他人和自己承诺时我真的很难过，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公共场所选择不戴口罩时就可能引爆Covid-19。不戴口罩这件事说明了在共同利益里，全球公地，公共场所里是缺乏信任的。我们实实在在目睹了公共意识的衰减，而且似乎只关注自己。确实，现在横扫全球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的地缘政治趋势并不提倡国际或个人间的信任和合作。

走近我们的老朋友，希腊古代伟大的老师和学者——亚里士多德。他描述的友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桥梁来修复全球共地和公共利益，也创造了一个更公正的可持续的跨种族跨文化的社区。他相信友谊最好的特征就是公正，即它不是基于个人的利益而是基于道德规则。他说，最真实的友谊是将人类的高尚付诸实践，这种友谊和其它类型的不同，它不是基于交易而存在，也会延续很久。 亚里士多德说，友谊让一个人可以连接上另一个人，就好像ta是自己的一部分。

让我们站在现在和亚里士多德同行，去审查我们人生中这次面临糟糕疫情和应对我们美国人过去黑暗面的挑战。也许他能帮我们一起努力去应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种族和其它类型的系统化不平等，自从内战以来甚至在内战结束时奴隶制被合法废除后，这种不平等持续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至于不利地位。

在美国持续爆发失控（截止写文章时至少5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并没有团结起来去实行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准则，也就是那些很简单的行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用消毒剂重复洗手。有人甚至在被机构或其它希望有安全空间的人要求执行规则（如进入商场或飞机时要求戴口罩）时采用暴力抗拒。

自从2020年1月首次出现感染以来，随着Covid-19的感染人数持续激增到一个可怕的比例，我们发现自己在8月的处境真的难以描述。仅仅是在美国就有超过400万确诊，很快就会有500万。美国占全球人数的4%，却有着全世界最多的Covid-19确诊人数。

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急切需要去实践亚里士多德的“如果”哲学，只有这样，我们在这个非常时间里，才能采取必须的行动去团结起来而不是在文化和人群方面更分裂。只有这样的团结可以帮我们阻止这次和未来的流行性灾难，阻止环境恶化，找到对深化的、正在分裂我们并给到白人优于其他肤色人民的更多特权的种族歧视更友好的解决方案。

友谊培养我们对“他人”的关心，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当前的困境中走出来去重构这些具备破坏力的观点，因为它们让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需要合作的组织走向现在的破裂。今天的环境和我们曾经经历的1918西班牙流感和14世纪那场导致2千五百万人死亡的黑死病完全不一样了，在Covid-19的大环境下，我们也正在经历一个坍塌的经济和大量的失业，而这些又导致了有人被驱逐、有人无家可归，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面临食品安全问题。而且，我们后续这些年将面临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但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计划向大家坦诚这些危机，因为当前的政府是反科学，反环保，孤立主义，并从很多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建立的繁荣自由秩序的多边条例中将美国割裂出来。

在“黑人生命也重要”活动和Floyd在5月25日在明尼苏达因为警察暴力导致的悲剧死亡引导下的全国大游行（现在是国际大游行）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多元化的支持有色人群的种族公平运动，他们所有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系统化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个运动是一种联合我们的力量，而且它和1960年代我参加过的民权运动不一样，这次不仅仅是黑人和白人参加，还有亚裔、拉丁裔、美国本土人等参加。这是一次对我们奴隶制国家过去的彻底清算，是在内战后甚至是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选举权之后的平等权利法律生效后从没有过的清算。

把当下的运动和我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在芝加哥南边成长的年幼时期和接下来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联系起来看，从那时候起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社会就很分裂而且常常怀有敌意。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使得黑人群体处于弱势并剥夺了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高工资收入的工作，公平的住宿（可以远离在黑人社群中致死危险化学品的住宿环境的那种）的平等机会，因为这些种族歧视，种族之间的气氛愈发紧张。在我中学初期的时候，学校是分离的所以直到我上十年级作为第一批学生加入John Marshall Harlan高中这所全新的实验公立学校时，我才有机会跟黑人或少数族裔成为朋友。在高中，我度过了难忘的岁月，因为我们这些黑白混合的学生入学了，这个很棒的环境可以任由我们创造属于自己的友谊和活动

那段时间我和黑人小伙伴的友谊巨大地改变了我年轻的生命并让我开始对民权运动保有激情，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友谊和经历是：我们全都像黑人、白人，我们作为朋友和普通人，我们是平等的。在那次经历后，当我上大学时就只剩一件事需要做，那就是为民权工作，为黑人获得平等的正义而奋斗。但对比现在，在60年代我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现在是一个有很多不同种族，真正多元化的社会。而我发现这个不同是一个对我们产生彻底变化的巨大鼓励——这是一场灾难的瘟疫带给我们的意外收获。

我们都在寻找一个面向所有人的，更多基于精神价值、友谊而更少基于至我们于当前困境的物质价值的更好的“新常态”。这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揭穿了我们对于什么东西真正重要的幻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对环境公平，种族平等，经济正义有更深的意识，融入为更高的存在。

我们都是朋友，我们会想，“如果”我们是这个时期的黑人，就像“如果”我们是那些不幸因为新冠肺炎死去的成百上千的人，会怎样？

如果亚里士多德跟我们同行，他会戴口罩吗？绝对会，这是首先是为了共同利益，其次是为了他自己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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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名信

我是“1990学社”的创始成员，也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旧金山湾区南湾分会的积极成员。在“促进友谊”这个特殊的研讨会中（2015年7月4日这一周，国际儿童艺术基金会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办的世界儿童节），我和我的同事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组织一群国际学生撰写一份《相互依存宣言》，并制定了一个“理想国际友谊学研究所”的计划。

我热衷于研究友谊，如何发起、培养和维持我所谓的“良好感情”。 我的热情源于我看到世界的混乱，这主要由不友好相处的人，以及不懂得建立和谐关系的精神、艺术和科学道理的人造成的，和谐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类活动的必要润滑剂”。

友谊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发生的，就像40年前的环境问题一样。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也没有在全球进行整体研究，直到建立了优秀的环境类学校。是时候开始专注于友谊学——现在！

在与培养孩子的发展有关的重要社会问题上，我总是首先与我的女性朋友分享我的担忧。能够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ACWF）的前领导人，包括顾秀莲，冯翠（音译），邹晓巧（音译）和崔琳琳（音译），在2000年参加旧金山题为“妇女，领导和可持续发展”的论坛后成为朋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作为“1990学社”的理事会成员组织了该论坛。上述女性以及前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兰特的妻子莎拉·兰特衷心支持我在北京中国儿童中心（CNCC）设立国际儿童壁画公园的建议。壁画将关注环境和友谊。（丛中笑领导下的）CNCC的领导人从此开展了国际儿童壁画节的年度活动。我们的积极合作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现在，关于建立一个关于友谊学的跨文化研究所这个看似“天真” – 不是真的那么天真 – 的想法，我再次想向我的ACWF和CNCC的朋友以及《中国妇女》（英文月刊）的全球读者提出这项挑战。我希望你能提供好的想法，有用的联系方式和资源，甚至你的个人努力，使这个“天真的想法”成为现实 – 无论在哪里，无论如何实现。这项研究应该成为国际和跨文化的焦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关系非常紧密，我们根本无法忽视彼此。当然，可能需要分阶段实施。

友谊学只是指对友谊的研究。它可以涉及许多跨学科，包括历史，宗教，文化，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神经学甚至生理学——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的研究。有很多知识和数据需要收集，但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和相关算法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从大数据中提取必需资源。除了收集知识，我们的挑战是寻找解决方案，方法和练习，这将把我们的知识转化为目标，实践，习惯和我们的正常行为。

在过去的两年里，关于同理心，社交情感，感恩和幸福我进行了大量阅读——这些都是开启，培养和维持友谊的重要因素。

以下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贾米勒·扎基(Jamil Zaki)教授，斯坦福大学康复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选择，驾驭，然后做出选择》；

——劳拉·戴丽佐娜(Laura Delizonna)，她在斯坦福大学的智慧实验室（旨在通过正念改变文化）借鉴了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的一些想法，一行禅师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禅宗僧侣；和

——安娜贝尔·延森(Anabel Jensen)，凯伦·斯通·麦高恩(Karen Stone McGown)和苏珊·斯蒂尔曼(Susan Stillman)，他们创建了“六秒——知晓-选择-给予——情感智慧网”(Six Seconds – Know/Choose/Give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twork)，并在世界各地举办了研讨会，包括中国杭州。“六秒”(Six Seconds)隶属于耶鲁大学情绪智力中心。

美国两所顶级高中——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冈恩高中(Gunn High)和位于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由讲师罗恩·哈比卜(Ronen Habib)和唐研究所同事安迪·侯斯奥（Andy Housiaux）领导——已经为他们的学校社区建立了关于情商和同理心以及平衡哲学的特殊培训课程。

阿育王基金会的“开启同理心倡议”也值得关注。它现在在世界各地开展教育。凯里·豪沃尔斯(Kerry Howells)博士的“感恩心灵教育及其潜在影响”将感恩与思考联系到一起。

阅读哈佛大学教授鲁道夫·坦齐(Rudolph Tanzi)的超级大脑理论给予我巨大鼓励，这基本上表明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通过练习进行积极思考。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发现是艾博·帕特尔(Eboo Patel)的“宗教间青年核心”，即通过努力实现包容以打破宗教分裂的障碍。他的著作和言论非常有效且鼓舞人心。事实上，理想国际友好学研究所的最终目的是寻求影响不同背景的人的方法，因此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其他人有“良好的感情”。

作为一名84岁的退休建筑师，我个人没有创建新智库研究中心的专业知识，但我绝对相信应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将会这样做。它将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卓越的，具有创造力的，坚定的人来完成——并且可能由女性领导！

李名信，2016年11月

最近，查理·罗斯的电视节目采访了苏世民先生，他为北京清华大学的新苏世民学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目标是给予来自世界各地的约200名特选大学毕业生（40％来自美国，20％来自中国，另外40％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在清华大学共同学习一年的机会，以了解中国并建立重要的人际关系。

对于这些超级聪明且极具潜力的未来全球领导者来说，这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然而，我迫切建议，特殊课程不仅应包括信息丰富的讲座，还应包括有趣的研讨会和各种各样的实践，为我们这个全球相连的共同体激发真正的共鸣和同情心。

我最近与两位启发我的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了交谈，他们开发了CST（Compassion Skills Training，同情心技能训练）模型。他们希望与来自中国的专家合作，扩大他们的模型并使其适用于东方文化。

实际上，我希望苏世民学者课程将认真考虑纳入如此完善的CST项目。

没有“智慧和力量”的“心”是无力的。 没有“心”的“智慧和力量”可能是危险的。理想的领导者应该拥有以下三者：同情心，智慧和力量。在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推行这一概念势在必行。

李名信，2019年6月

自二十年前从建筑业退休以来，我一直在进行关于友谊和跨文化人际关系的非正式研究。很明显，人们主要是基于信任和判断相互联系。我观察到我的许多好朋友都非常谨慎但却迅速做出了苛刻的评价。他们不容易相信，他们相当严厉地评判他人。这些朋友来自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我的朋友们通常都会努力保持友好和友善，但他们的谨慎以及他们对善与坏、对与错的仔细考虑最终会使真正的信任或相互接受变得难以实现，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我真得很想知道为什么以及一切如何变成这样。

我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中，所有父母都首先尽全力保护和抚养他们的子女。 我记得我的父母总是提醒我各种危险的迹象 – 无论是锋利的金属边缘、碎玻璃、开着的高层窗户、不太规矩的玩伴还是看起来很可疑的人。 他们总是说“不要这样做。”“这很危险。”“远离那个人。”“那个人不好。”“小心点。”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保护我，以免伤到我自己或被别人伤害。虽然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真得关心我，但我觉得他们这种教育非常简化，没有全面解释，这可能会导致许多孩子长大后在所有处境中设想最坏的情况，并且毫不犹豫得迅速品评他人非黑即白、非善即恶。

可能是父母意识到孩子没有时间且不够成熟来快速分析各种不同的复杂性，以及潜在的危险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他们的孩子最好被教导立即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在做出如此快速的判断时，我们也经常对他人的品质做出永久的否定假设。我们倾向于明确而永久地定义他人。不幸的是，对的或错的谴责都总是会产生仇恨和不良情绪，而我们的社会通常不知道如何鼓励，挽回或和解。

我认为所有的父母都需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孩子，但必须注意不要教他们快速做出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判断。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是好人或坏人。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品质和错误的品质。我们应该承认并发扬所有人的善良。我们应该识别不端的品质和行为，但不应该完全谴责人。至于父母教育孩子如何与其他孩子交往，他们应该指出为什么某些行为不好，避免完全磨灭他人。当你判断某些孩子是坏人并认为他们永远是坏人时，他们会自然地对愤怒做出对抗反应并且表现得很消极。如果你相信他们内在善良，并且会学习如何接受积极的行为，我相信他们也会因你对他们的善意而拥抱你。最重要的是，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善良和宽容，坚强和智慧。

认识到人们的优点和缺点，但请更多地关注人的善良！ 培养人的内在善良真的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李名信，2018年7月

2015年7月4日周末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二十四名国际青少年（从70多个国家中预先选出的12名男孩和12名女孩）参加由ICAF特别赞助的“友谊研讨会”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充满活力，迫切得要总结他们前两天学到的东西以及他们获得了什么灵感。

他们在第一次会议中学会了如何与来自不同文化的陌生人破冰。在第二次会议中，他们集体讨论了结交朋友的利弊，触及战争与和平以及仇恨与怀疑和爱与信任的深刻影响。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仅仅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将宇宙飞船送上月球并使机器人下棋，但却无法相互学习和教导如何容忍彼此和相互交往。

他们认为，有时孩子们必须将成年人推向基本理想。例如，他们听说世界上的孩子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在提升环境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十几年前环境问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今天任何人在讨论大多数问题时都要考虑到环境问题。本次研讨会激励他们共同努力，推动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友谊的必要性。

一位引导师建议提出明确的目标并写出许多迫切的意愿，该小组自发地决定在7月4日的周末创建一个“相互依存宣言”，7月4日因美国的“独立宣言”而著名。他们进一步决定建立一个“国际友谊学跨文化研究所”，以便从整体上研究这一复杂问题。

观察这个关键的第三次会议的进展情况很有意思。一位美国女孩首先宣称我们必须强调具有友善的同情。布鲁塞尔的一名男孩说：“我们必须强调互联互通和协作。”一位中国女孩补充了“和谐”。一个日本男孩：“和平”。一个德国男孩：“忏悔”。法国女孩：“宽恕”。印度女孩：“用许多花纹编织的布”。来自英格兰的男孩：“自然——环境”。来自挪威的男孩：“可持续性”。一个非洲男孩：“全民教育”。阿拉伯女孩补充说：“平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建议，但有一位中国男孩最后说：“别忘了‘相互依存’这个词。”其中一位引导师还建议：“寻求共性”。

学生们在团队中用谷歌搜索想法和灵感。

关于“团队建设”，他们选择了以下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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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友谊”，他们选择了以下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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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孩子也喜欢：佛教和美洲原住民的和平符号和这一张北美原住民所用的一种烟斗的图片- 和平烟斗或友谊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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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他们高兴的名言是：

与世界分享你的笑容。它是友谊与和平的象征。
朋友……他们珍惜彼此的希望，并善待彼此的梦想。
鸟与巢，蜘蛛与网和人与友谊。
如果人生没有朋友，就等于没有太阳。
团结就是力量。
这是，因为那是。这不是，因为那不是。
所有事物都是通过各种原因和条件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他们最后的集体成果是以下这封信：

亲爱的家人，老师，朋友，政府领导，世界公民，年轻人和老年人：

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2015年ICAF全球儿童节上，我们，代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文化的24名国际学生，相互学习，发现以下道理，深受启发：

当我们第一次真诚地开始“相互了解并相互学习”时，我们变得十分好奇和渴望。

通过彼此敞开心扉并分享一些内心深处的想法、感受和问题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亲密。

我们所有人后来都感受到了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建立更深层友谊的神奇愿望。

我们现在认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真的需要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来相聚到一起，互相启发。

当我们回到祖国时，我们决心传播这种“互联的精神和喜悦”，并且我们将发展这个新结合的陌生人群体的长期联系。

我们想要挑战我们的成年领导者，让他们更加关注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和被忽视的友谊的建立。

我们要敦促我们的成年领导人关注世界大事，而不仅仅关注国家利益，因为我们真得相互依存。

我们敦促制定一项“全球相互依存宣言”，并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国际友谊研究或友谊学跨文化研究所！

最真诚的我们，

24名国际学生的姓名和签名（12至1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