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bara Bundy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尓，她是比较文学和管理学的教授，在大学授课43年后退休. 她是多明尼克大学的校长，同时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以及旧金山大学任教。旧金山是亚太教育中心所在地，而她则是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兼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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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一直尊重的来自1990学社的 Billy（李名信）致敬，为他一直以来对“友谊”这个课题特别的付出贡献，也为他创建的这个可以让我们持续交流关于跨文化友谊的网站。
我坚信友谊对指引我们找到应对这场Covid-19灾难的方法很重要，它在这次运动的凝聚力构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一次因为Floyd（因警察的残忍导致）的不幸死亡而激发出的寻找正义的国际运动。很感激这次为Floyd和其它逝去的黑人生命所引发的追寻种族平等的“黑人生命也重要”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领导力。
那么在我们现有的对机构（尤其是对政府）缺乏信任感的社会氛围下，“友谊”是如何成为一股治愈的力量？很多机构让我们失望了，我们更多地把它们当作是问题而不是应对当前挑战的解药。很明显在我们为未来重构我们的制度时，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新朋友”来信任。
我看到身边的人在疫情期间缺失保护他人和自己承诺时我真的很难过，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公共场所选择不戴口罩时就可能引爆Covid-19。不戴口罩这件事说明了在共同利益里，全球公地，公共场所里是缺乏信任的。我们实实在在目睹了公共意识的衰减，而且似乎只关注自己。确实，现在横扫全球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的地缘政治趋势并不提倡国际或个人间的信任和合作。
走近我们的老朋友，希腊古代伟大的老师和学者——亚里士多德。他描述的友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桥梁来修复全球共地和公共利益，也创造了一个更公正的可持续的跨种族跨文化的社区。他相信友谊最好的特征就是公正，即它不是基于个人的利益而是基于道德规则。他说，最真实的友谊是将人类的高尚付诸实践，这种友谊和其它类型的不同，它不是基于交易而存在，也会延续很久。 亚里士多德说，友谊让一个人可以连接上另一个人，就好像ta是自己的一部分。
让我们站在现在和亚里士多德同行，去审查我们人生中这次面临糟糕疫情和应对我们美国人过去黑暗面的挑战。也许他能帮我们一起努力去应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种族和其它类型的系统化不平等，自从内战以来甚至在内战结束时奴隶制被合法废除后，这种不平等持续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至于不利地位。
在美国持续爆发失控（截止写文章时至少5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并没有团结起来去实行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准则，也就是那些很简单的行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用消毒剂重复洗手。有人甚至在被机构或其它希望有安全空间的人要求执行规则（如进入商场或飞机时要求戴口罩）时采用暴力抗拒。
自从2020年1月首次出现感染以来，随着Covid-19的感染人数持续激增到一个可怕的比例，我们发现自己在8月的处境真的难以描述。仅仅是在美国就有超过400万确诊，很快就会有500万。美国占全球人数的4%，却有着全世界最多的Covid-19确诊人数。
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急切需要去实践亚里士多德的“如果”哲学，只有这样，我们在这个非常时间里，才能采取必须的行动去团结起来而不是在文化和人群方面更分裂。只有这样的团结可以帮我们阻止这次和未来的流行性灾难，阻止环境恶化，找到对深化的、正在分裂我们并给到白人优于其他肤色人民的更多特权的种族歧视更友好的解决方案。
友谊培养我们对“他人”的关心，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当前的困境中走出来去重构这些具备破坏力的观点，因为它们让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需要合作的组织走向现在的破裂。今天的环境和我们曾经经历的1918西班牙流感和14世纪那场导致2千五百万人死亡的黑死病完全不一样了，在Covid-19的大环境下，我们也正在经历一个坍塌的经济和大量的失业，而这些又导致了有人被驱逐、有人无家可归，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面临食品安全问题。而且，我们后续这些年将面临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但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计划向大家坦诚这些危机，因为当前的政府是反科学，反环保，孤立主义，并从很多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建立的繁荣自由秩序的多边条例中将美国割裂出来。
在“黑人生命也重要”活动和Floyd在5月25日在明尼苏达因为警察暴力导致的悲剧死亡引导下的全国大游行（现在是国际大游行）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多元化的支持有色人群的种族公平运动，他们所有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系统化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个运动是一种联合我们的力量，而且它和1960年代我参加过的民权运动不一样，这次不仅仅是黑人和白人参加，还有亚裔、拉丁裔、美国本土人等参加。这是一次对我们奴隶制国家过去的彻底清算，是在内战后甚至是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选举权之后的平等权利法律生效后从没有过的清算。
把当下的运动和我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在芝加哥南边成长的年幼时期和接下来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联系起来看，从那时候起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社会就很分裂而且常常怀有敌意。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使得黑人群体处于弱势并剥夺了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高工资收入的工作，公平的住宿（可以远离在黑人社群中致死危险化学品的住宿环境的那种）的平等机会，因为这些种族歧视，种族之间的气氛愈发紧张。在我中学初期的时候，学校是分离的所以直到我上十年级作为第一批学生加入John Marshall Harlan高中这所全新的实验公立学校时，我才有机会跟黑人或少数族裔成为朋友。在高中，我度过了难忘的岁月，因为我们这些黑白混合的学生入学了，这个很棒的环境可以任由我们创造属于自己的友谊和活动
那段时间我和黑人小伙伴的友谊巨大地改变了我年轻的生命并让我开始对民权运动保有激情，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友谊和经历是：我们全都像黑人、白人，我们作为朋友和普通人，我们是平等的。在那次经历后，当我上大学时就只剩一件事需要做，那就是为民权工作，为黑人获得平等的正义而奋斗。但对比现在，在60年代我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现在是一个有很多不同种族，真正多元化的社会。而我发现这个不同是一个对我们产生彻底变化的巨大鼓励——这是一场灾难的瘟疫带给我们的意外收获。
我们都在寻找一个面向所有人的，更多基于精神价值、友谊而更少基于至我们于当前困境的物质价值的更好的“新常态”。这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揭穿了我们对于什么东西真正重要的幻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对环境公平，种族平等，经济正义有更深的意识，融入为更高的存在。
我们都是朋友，我们会想，“如果”我们是这个时期的黑人，就像“如果”我们是那些不幸因为新冠肺炎死去的成百上千的人，会怎样？
如果亚里士多德跟我们同行，他会戴口罩吗？绝对会，这是首先是为了共同利益，其次是为了他自己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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